“先生，这军机处乃是圣上为了处理紧急军情才临时设立的，你我都是当臣子的，还是莫要非议君父的好！”杨嗣昌正想着把对方敷衍过去，却被黄道周当头打断：“君父有过，臣当直谏，不听有死而已。杨文弱，你这么做可是逢君之恶，后世史书上可是要入奸臣传的！”
“石斋先生也言重了吧，眼下外有东虏，内有流贼，若无在下每日在宫内忙碌，只怕石斋先生也没法整日里坐而论道，养气论性/吧？”被黄道周当面打脸，杨嗣昌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话语中也多了几分机锋。
黄道周平日谁不是对他恭恭敬敬的，何尝听过杨嗣昌方才那等夹枪暗棒的话语，顿时大怒，霍的一下站起身来，指着杨嗣昌的鼻子喝道：“你——，你——！”说不出话来。
杨嗣昌本以为可以把黄道周给气走，却没想到对方站在那儿僵了一会儿还是坐了下来，脸上的怒色也渐渐平息了下来：“杨文弱，我今日来是想和你好生谈谈，不是与你吵架的！”
杨嗣昌见没有把这道学先生给气走，心中清楚今天的事情是没法轻易了了，脸上冷冷的说：“石斋先生说笑了，在下又何尝想与你吵架？只是先生以文弱为奸臣，那文弱又有什么好说的？”
黄道周强压下胸中的怒气：“这是我的激愤之言，杨公无需放在心上。只是这国事本应公诸于朝堂之上，以百官共议。而你建军机处之后，国家大事与阉奴议于密室之中，百官有司不过坐食画诺而已，这些阉奴于内宫操练兵马，把持国事，隔绝中外，只恐党锢、甘露（分别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和唐文宗时的甘露之变）之祸复现于今日矣！”说到最后，黄道周已经是声色俱厉，与呵斥无异。
杨嗣昌张了张嘴，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去，他也知道黄道周为何如此激愤。在绝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上都写着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君主制，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这句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的确在我国古代的巨大部分时间里，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但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皇帝这个职位，而皇帝这个人往往未必可以独断专行。这句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确实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皇帝受命于天，是帝国的神圣性的来源，从理论上讲所有官吏的权力都是来源于皇帝的授权。因此皇帝永远是正确的，只需要向上天负责，因此历史上有“桐叶封弟”之说，周公将错就错的将周王以圭形桐叶为凭借将叔虞封于唐第，这也是为了维护周天子言行神圣性。但政治哲学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不管政治宣传如何，高踞于皇位之上的永远是凡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必然会犯错，而皇权又会放大天子的错误，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会摧毁皇权本身。幸好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是十分早熟的，早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谏官与封驳制度来限制皇权，以避免出现“贤明之主，仅保其身;中主以下，必致昏暴”的局面。因此在中国古代，人们在承认君主专\制制度和皇帝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还认为皇帝本人不可以独断专行，他必须听取贤德之士的谏言，与他们一同分享权力，并认为虚心纳谏是皇帝的至高美德。正是这两种看上去颇为矛盾的逻辑，才使得古代中国在相当落后的经济技术水平下却能够长时间维持着一个疆域极其广阔的庞大帝国，并使得华夏文明长时间位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但这一逻辑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极少数拥有巨大威望的开国君主，其余的大部分皇帝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调节朝堂上不同派别臣子的党争上了，这无形之中就造成了巨大的内耗，降低了行政效率。而解决这一弊病的通常办法就是选拔得力的亲信在内朝之中建立一个“微型政府”，以其来逐渐取代外朝的部分功能，汉代的尚书台、唐代的翰林院、宋代的二府、明的内阁、司礼监、清的军机处无不是如此。而这一做法在外朝官员看来便是破坏了原有的秩序，隔绝了他们与皇帝（权力）的联系，无异于是奸佞小人。考虑到崇祯最近又恢复了内操，不少敏感的士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汉典领禁军发起党锢之祸的十常侍；安史之乱后掌握神策军更换天子如儿戏的李辅国、鱼朝恩、仇士良们。而主持建立军机处，与王承恩、曹化淳、胡可鉴们关系不错的杨嗣昌也就成了士人败类，阉党余孽了。
“石斋先生，那你觉得应当如何做呢？”杨嗣昌的声音显得有些僵硬，听起来倒像是出自另外一个人之口。黄道周见对方态度松动，顿时大喜：“杨公，今日之事最要紧的是向圣上直谏，请求废除内操，禁止阉人掌兵。并取消军机处，选贤用能，共商国事！”
“哎！”杨嗣昌叹了口气，其实他方才心里是有过一瞬间考虑过向黄道周做出让步的，毕竟此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在士林中名望极高，他若能站在自己一边，对于自己中兴大明的计划大有裨益。而听到这里，他已经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幻想——这位石斋先生也许在学问上震古烁今，可对于实务可谓是一窍不通，不说别的，光是废除内操一项，就只会激起天子的反感——天子恢复内操的原因正是对外廷群臣的不信任，才训练内廷的太监作为贴身武力，自己作为外臣之首劝谏废除内操岂不是适得其反？至于取消军机处那更是胡扯淡了，这等于是让他的计划前功尽弃。不过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