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众人对视了一眼，江南地区的米价从万历中期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态势，万历初年的米价按照丰歉年景在一石白米六钱到四钱之间震荡，但到了万历十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低于一石六钱银，万历皇帝剩余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江南地区的米价一直围绕着一石七钱为中心的范围上下震荡。究其原因主要是白银的大量输入和万历三大征所消耗的大量资源；而随着万历朝的结束，尤其是万历四十八年之后（1620年），江南地区的米价就急剧上升到了一两一石之上，历史上到了崇祯末年干脆升到了一石五两白银的天价，这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大量白银的输入与气候的问题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和与后金政权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作为对经济活动最为敏感的商人，他们自然知道拥有一个交通方便、稳定供应的粮食来源意味着什么，明末的江南地区就好像一个包含着财富的海绵，在荒年里控制住粮食来源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粮价推上天，压榨这块海绵，让白银的洪流落入自己的口袋。
“赵先生，那夷洲当真像你说的那么富饶，那为何无人垦殖呢？”那大腹商人疑惑的问道。
“那夷洲孤悬大海之中，当地只有些土人，他们以射猎为生，不识农桑之术，所以荷兰人才能建堡立寨，以为巢穴。列位若是不信，可以挑选几个心腹之人，装作前去收购鹿皮硫磺的客商，亲眼目睹一番，再做主张！”
“那第二桩好处呢？“
“那便是蔗糖了，列位应该也有与倭人做过买卖的。这倭人最嗜甜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闻甜则喜。荷兰人每年从广东福建买去的蔗糖，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卖给倭人的，其利极厚。可惜江南田土不宜种植甘蔗，若是能拿下大员，在那边种植甘蔗，向倭人出售白糖，换取白银，也是个可做的买卖！“
听到赵有财这番话，众商贾不由得纷纷暗自点头，早在唐宋年间，江南地区就有通往日本的贸易航线，他们自然知道这糖的买卖有利可图，只是一来江南地区气候土壤都不太合适种植甘蔗，二来他们也没法插手进这一贸易线路中间去，只能干看着。而若是如赵有财所说的那夷洲土壤气候适宜种植甘蔗，那货源已经在手，至少可以挤进这条贸易线路分一杯羹了。相比起第一条来，倒是第二条更适合他们的脾胃，投向赵有财的眼神也热切了不少。
“那第三桩呢？”
“其实第三桩才是最大的！”赵有财走到海图旁，伸出手指点了点大员在海图上的位置问道：“列位都应该知道郑芝龙吧，他是凭什么迅速成为巨富呢？“
“哼，每条出海的大船便坐收三千两银子，那要不成巨富才见鬼了！“那绿袍汉子冷笑道：”我等要挣钱，还要苦心经营，他只需拿面小旗子出来，便能换三千两银子，天底下有比这个更好赚的买卖吗？“
“不错，可大海之上，即无道路，亦无关卡，为何你们愿意老老实实的拿银子去换那面令旗呢？”
“海上虽大，可能行的道路却少，那‘十八芝’卡住了航路，叫我等如何敢不交钱？”绿袍汉子说到这里，双手一摊，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来。原来对于古代航海家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的所在，毕竟海上不像陆地，没有地形参照，只有日月可以辨别方向，而且海上还有海流涌动，如果没有一个办法确认自己的位置，与海图上的航线加以比较不断修正，在海上航行就是送死。
无论是东方西方，最早的导航办法都是沿着海岸航行，通过岸上的标志物进行修正，以确保自己的航向没有出错。比如古代中国的针路法，所谓针路便是将沿岸的航线编成文字或者歌谣记录下来，比如出某江口向东航行五日，遇到有一个岛屿，然后再折向南走一天半，看到一个海角，上面有一块巨石，再折向东航行一天抵达目的地。不难看出，这种导航方式有几个缺陷，首先对于洋流与气象条件要求很高，因为假如被洋流或者大风吹到某个陌生的地方，那针路就起不到作用了；第二、这种航行方法只能沿岸航行，无法发现与本大陆相距甚远的岛屿或者新大陆，郑和下西洋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导航方式就是采用的针路法，因此其航行距离虽远，但却绝不可能抵达美洲或者澳洲这种与欧亚大陆没有接壤的陆地。这也是为何古代中国人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大量前往东南亚移民，而到了明代才开始大规模开拓距离更近的台湾的原因——汹涌的黑潮使得从古代福建省的海岸很容易抵达东南亚，但要前往台湾却十分困难。其后随着天文学的发展，西方学会了根据北极星与海平面的夹角来推算本船的维度，然后根据时区差异推算出船只所在的经度，从而推算出本船在地球上的大概位置。而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天文学、数学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虽然也发明了牵星术来确定纬度，加上针路法，也能进行郑和下西洋那样伟大的航行，但在进行跨越大洋的航行还是十分危险的，这在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上就明显表现了出来。大体来说，古代中国通往日本的航线有三条：北线、南线与南岛路。北线是最早的，也是最安全的道路，即从日本的博多出发，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岸向北航行，然后再沿着辽东半岛南案向西，最后跨过渤海，在山东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