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试卷真是让陆平大吃一惊，原以为几百份试卷怎么着也应该是印刷之物，没想到这还真是手抄，想、笔迹很是有力，一提一勾都跃然纸上，看得出对书法颇有造诣。
总共就有两题，一是经义，一是策论。
经义题很是中规中矩，由“名不正而言不顺”所发之言，而引导名分之题，陆平读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知道其最重名分，此题果然算是简单，他立刻磨墨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上千余字，这些都是大道理，没什么可以变化的，把圣人之言摘抄过来几句，然后发一通感慨，“噫，古之圣人尚如斯，今之人才不及圣人、德不及圣人，不尊长幼之分、父子之别、君臣之道，何如？则幼不幼、子不子、臣不臣，国之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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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套话他写起来很顺，本来就是唬人的，稍微引经据典，便可写下很多字，他也不用脑袋想了，就直接写上去。
这监考官也是四处巡考，两眼不停张望，生怕这些士子们有人舞弊，而这些人倒挺自觉，都在默默地写着，未有一人敢于抬头。
陆平终于把最后一句“故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天道也。”写下去后，一张大纸竟然都是文字，密密麻麻的，看着就让人舒坦，他呵呵一笑，转眼看那道策论题。
大宋朝考策论乃是很奇特，太祖当年也有过策论之试，不过只是一些皮毛东西，和经义很接近，后来干脆把策论之试废除，自范仲淹庆历年间改革之后，策论又开始回归考场，不过没了经义试，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个样子。
王安石变革科考，废诗词考，集所有为进士科，天下士子开始重视起了策论和经义来了，以《三经新义》为准线，长篇大论，皆不绝于耳。
自那时，策论之题便开始到了和时政挂钩的地步，王安石在朝时，几场科举皆是以新法比旧法的优异为题，或是含沙射影，或是直截了当，策论还真变成了士子论国的地步。
司马光上台以后，对策论试也是小利用了一般，就是他将要离世的那一年，出题为“以祖宗法规治天下，何如？”，算是对王安石的新法最后一次抨击吧，而后来苏轼出题说仁宗朝政令宽和，神宗朝政令严峻，各有各的不好，当今又该如何选择？
这些策论之题偏向政治化的同时，也给朝廷增加了许多争论，经常有人拿科考士子们的文章来做事，所以朝廷有人就主张淡化甚至是废弃策论试，只是章淳上台后，又一次抬出三舍法以及以往的策论、经义取士之法，所以策论试并无多大改变。
然而不是每一道题目都可以出的，当年苏轼出了拿到策论题，立刻被人弹劾，以王岩叟为主的朔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立刻抓住机会，要不是太皇太后力保，苏轼早就会被一贬再贬了，所以出题小心，也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
陆平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个题目：“富民则富国，富国则富民，何如？”
这种题目，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和现在朝廷开边、执行新法、打压旧党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想来出题之人必是怕麻烦，就连题目也是聊聊数言，极尽简单之本。
然而这样的题，却真是不好写了，富国、富民，陆平长叹一口气，把目光抬向窗外，还是那翠绿松树、满地黄叶，却显得单调了好多。
他不禁想起了晴玉所说过的话，百姓疾苦，无人关心，只求一顿饱饭而不得，所以要是富国必要先富民，民先富而后国富，民先立而后国立，这些都算是上古良言了，然而真正说起来，谁会让民完完整整地富起来呢？
钱财乃是国家之根本，现在这个时代，是小农的时代，是*天*地的时代，只要有田，不论是稻田、麦田、水田、旱田、桑田、茶田，都可以保证小农的生存，然而要做到富裕，难之又难。
改变生产方式，改变小农阶层，这才是民富的基础。
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就从执政之士大夫来说，也不可能愿意让新兴阶层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物质积累的漫长时间是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来维持的，再过二十年，这个朝代就要被外族入侵而亡，再过一百多年，整个大宋也会被消灭，生产水平和新的阶层会被一网打尽，积累的物质资料也会烟消云散。
富民不现实，富国就现实了？
富国之道，还是在富民的基础之上，若是民无财，那国之财又能从何而来？然而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还以为天下之财乃是定量，不会多也不会少，若要富国只能加税，故而当年王安石提出“不加税而国富”的理论后，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
经济重量提高了，那么相同税率便可以使得国家收入提高，这便要求国家用手段来使民先富，就像战乱之后的天下，君王们总是说要免税免役三五年，不只是做个样子，也是为了休养生息，让民先稍微富起来一点，再积累国家物质。
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再生产，江南水田一年可以两季，然而百姓们却无法及时地筹集好，所以很多时候都荒废了，而当年王安石便是考虑此点，让国家借钱给百姓们，让他们可以先得到种子、水牛等物，待到收成之后加利还清，不耽搁生产，这种想法便是极大进步，可惜最终却失败了。
陆平心中一笑，这些人根本不理解经济手段，又如何能使国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