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七年又建造了未央宫，同年由洛阳城迁都至此，此后经过几代人的扩建，规模越来越宏伟。
在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大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
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当时的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
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
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
其中未央宫从汉惠帝开始，成为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
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称为王莽九庙。
汉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构建体系统。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东汉建立后，历代皇帝还常常前往长安祭祀宗庙。
到了顺帝时期，终于在洛阳郊外修建了宗庙，此后便不再需要来长安祭祀了。
除了西都外，其实东汉还有一个陪都——南都南阳，时人又称“陪京”。
南阳又凭什么成为陪都呢，那是因为光武帝刘秀生于南阳，所以南阳是“帝乡”。
说起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
所谓的“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的主体。
其制度实始于先秦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设镐京，后选址夏人的根据地——伊水、洛水一带，建陪都洛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正式设洛阳为都城，改为“成周”城。
在“楚汉相争”中，汉王刘邦打败了项羽，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
但不久，刘邦就改变了想法，将洛阳定为陪都，而设长安都首都。
原来当年五月，称帝后的刘邦在都城洛阳的南宫，设宴款待跟他征战东西的文臣武将。
期间建信侯刘敬建言，都城的首选应该是长安。
刘邦当时半信半疑，此即《汉书·张良传》里所说的“上疑之”。
因为刘邦的属下大多数都是今苏北一带人，便建议立都洛阳，认为“其固足可恃也”，实际还有洛阳离苏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深为刘邦青睐，有“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第一谋巨张良，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张良认为，都城应建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理由就八个字“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认为张良说的很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长安的首都地位。
仅将名字上作了变化，易“长安”为“常安”，称为“西都”，同时仍设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的诏书中，是这样为首都和陪都作定义的：“京畿连体，各有采用”。
然而风水轮流转，千年陪都洛阳，在建武元年迎来了好运，转正为东汉的首都。
这一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登基称帝，为表正统和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
刘秀定都洛阳，封为“东都”，同时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京”。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却反其道而行之，设都首都于洛阳，而将长安定为陪都。
看似都城互换，实际不那么简单，这是周武王实施的东进战略，在东汉的继续，更确切点说，这是时局和经济发展的选择。
刘邦选择都长安而陪洛阳，是顺应时势。
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根本上消失，都城设在长安，有利于控制秦朝旧势力，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称这是“压王气，镇龙脉”。
而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同样正确。
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本，这在古代讲究正统的环境下，是相当重要的，可以更广泛的赢得民心。
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败，跟他不是正统，而是通过政变夺权有莫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长安作为首都的消费。
以谷物来说，当时各供长安各政府部门的粮食，主要从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漕运进来。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由于人口膨胀，军用开支加大，加上贵族高消费，长安对谷物的需求量大增，从每年的几十万石，暴增至六百万石。
武帝时，只好开凿长安与黄河之间的渠道，增大漕运能力，加强首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