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秋天,张海飞和黄思瑶回到了惠东。这并不矛盾,很多龙岗本地的深圳人,老家都是惠州,只是祖上来得迟或者早而已。

张海妮因为弟弟的结婚,居然有一丝丝说不出的懊恼,弟弟和弟媳搬回惠东后,她也搬到深圳市区,自己租房子去了。

上屋围农场有一座三层小洋楼,就是在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的那种。它坐落在一条小溪旁边,周围是一千多亩的土地。

这时候的农村已经显得极为凋敝,年轻人基本都去了城市里。不远处的深圳号称是中国的先锋城市,惠州也很发达,而这个地方,却还是如此落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张海飞的父亲才在十年前,以极低的价格从村集体取得这片土地三十年的承包权。

黄思瑶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在乡下生活过的。因此,她一眼便接受了毫无生气的乡村,随它去吧。

从小洋房的窗户里,那些相当阴森的房间里,她倒是很少听见各种声音。但是气味是绝对少不了的。这里可以闻到粪肥的气味,可以闻到农药的味道,有时候还可以闻到远处飘来的海风腥味,夹杂着死鱼的味道。

行了,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命中注定,和其他的事物一样。它相当可怕,但为什么要反抗呢?你不能真正把它踢开,它还是在继续着。这便是生活,和其他一切一样!

在那云层低矮的夜空,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你抬头望天,还能看见繁星点点。起初,它们以一种恐怖的感觉纠缠住黄思瑶,她觉得自己与世隔绝,甚至生活在地狱中。尔后,她渐渐习惯了。

张海飞声称与深圳相比,他更喜欢惠东。这乡下地方有一种它自己特有的严酷意志。

而这里的雇工既有本地的,也有内地来这里务工的,内地来这里当新型农民的更多。黄思瑶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无疑,他们是乐观的,但是同时也是盲目和没有头脑的。至少,这个时候的黄思瑶是这么想的。

只是在他们成群结队地里下工回家时,在他们那些深沉洪亮而含糊不清的各种方言里,在他们穿着沾满黄土的靴子,拖着脚步走在沥青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中,有着某种可怕而略带神秘的东西。

当他们从深圳回到这个农场时,农场负责人并没有组织庆祝活动,也没有村长之类的来寒暄问候。

这农场和这个叫做西涌的村子没有任何来往,一点没有。村里人见了他们,既不微笑,也不准备与他们寒暄几句。

农场雇工们只是睁大眼睛瞧着。偶尔路过的商人见了黄思瑶像熟人一样挥挥手,而对张海飞,他们则难堪地点点头,仅此而已。

起初,黄思瑶对于村庄里这种绵绵细雨般的隔阂觉得很痛苦。但后来她使自己变得冷酷起来,这成了一种强身剂,成为了刺猬的尖刺。

并不是因为她和张海飞不受欢迎,而是因为他们和农场雇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从理论上讲,农场雇工也好,村里人也好,对张海飞和黄思瑶终究是同情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不需要你来同情。

当然,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比我地位高贵,需要你来同情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情。

“即使你是这里的主人也罢,我们认为我们和你一样棒!”农场雇工就是这样的态度,你是我的老板,我有些畏惧你,但是我过得可不比差。

黄思瑶一开始对这样的态度感到十分沮丧和不安。当她主动向雇工的妻子们打招呼的时候,她们那种好奇的、猜疑的、虚伪的亲热是不能忍受的。

张海飞不管他们,黄思瑶也学着这样做。她经过村里时目不斜视,村里人盯着她看,好像她是一个会走路的蜡像。

张海飞要和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态度相当正经和傲慢,人们无法再有友好的表示。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没有一丝与人妥协的意思。他既不被人们喜欢,也不被人们厌恶,他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就像农场和西涌村本身一样。

但是现在成了半身残废,张海飞真的很羞怯和敏感。他除了自己的贴身保姆外,不愿见任何人。

因为他总得坐在轮椅中。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他还是会去香港买最贵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很讲究。从上身看,他和从前一样潇洒动人。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娘娘腔的现代青年:他红润的脸色和宽厚的肩膀,甚至有点像健壮的农夫。但他那宁静而犹豫的嗓音,他那既勇敢又畏惧、既果断又疑惑的眼神,却揭示了他的天性。他的态度往往很傲慢,令人不快,可同时又很谦和、自卑,几乎很胆怯。

黄思瑶和他以一种相互保持距离的方式互相依恋着。他因为终身残废的巨大打击给了自己太大的伤害,而不能做到自然和轻快。他是个负伤的人,因此黄思瑶热情地怜爱着他。

然而黄思瑶总觉得他在现实中和人们接触太少了。雇工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的人;但他更多地把他们当成工具,而非人;更多地把他们当作农场的一部分,而非生活的一部分。他有点害怕他们,他不能忍受让他们看自己残废的样子。而雇工们那种粗鄙的生活方式又让他产生优越感。

张海飞远远地对他们发生着兴趣,但是犹如一个人朝显微镜或望远镜里看一样。

他除了工作事物与农场有着有限的接触,以及为维护亲属关系而同姐姐张海妮有接触外,实际上他不接触任何人。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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