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这个位置上，崔琰是小心翼翼的。
他本身也是降臣的身份，袁绍战败之后投靠了郭鹏，本身的地位和名气都比田丰要稍微大一些，但是没有混的像田丰那么好，族里还有女人被郭鹏纳为妾侍。
不过他好歹也是名门之后，得一个礼部尚书的职位，他不觉得有什么过分。
职位上，他也是尽心竭力的为魏帝国打造一套正规且繁琐的礼仪制度，充当各种大型活动的总负责人，还要专门负责公府复试，整天忙得头晕眼花就恨没有分身术。
谁曾想到头来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
但是也不能说他自己是绝对无辜的，因为这个规则他是明白的。
士人们通过垄断知识而垄断了重要的官职，打压豪强，欺凌黎庶，和皇帝共天下，这个官位自然也是他们来分配的。
在东汉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职都是靠着出身和名望就可以确定了，根本不需要皇帝亲自任命。
皇帝大多数都是幼儿，水平很低，素质也不高，只是走个过场，士人们自己划分一下势力范围，你选择我我选择你，就搞定了。
可是到了魏帝国就不一样了。
郭皇帝设立了吏部专门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官员升迁和任命，州郡县乡村五个级别的地方官吏和中央官吏都要通过吏部的正式任命，带着吏部的任命文书才能去上任。
察举制和孝廉制度虽然还在运行，但是皇帝的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崔琰主持的公府复试的难度变得很大，很多士人子弟想要通过公府复试到皇帝身边做郎官然后进入政府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东汉中前期，皇帝们就是这样做的，和郭鹏没有区别。
举孝廉茂才本身就是如此。
孝廉茂才什么的也是有真才实学的，往往先在地方上有了历练，进入朝廷就能办事，这样才能得到推荐。
否则孝廉到皇帝身边做郎官的时候就会露馅。
茂才直接去官府里办事的时候也会露馅。
刘秀虽然不能恢复西汉，但是一样可以掌握对官员选拔的最终解释权。
奈何这一体系对皇帝的要求很高，皇帝要是掌握不了权力，水平变低，自然不能掌控选拔官员的权力，也不能继续遴选高素质人才了。
东汉中后期一系列的小皇帝儿皇帝们能掌握个屁的最终解释权。
选官的解释权自然落在了其他人手里，他们不再需要压着后代们拼命的学习文武艺，然后才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
现在郭鹏所作的无非是把选官模式拉回到了东汉前期。
把后来那帮家伙们折腾出来的二重君主制的特权给限制了。
培育门生倒是一如既往，但是培育故吏的难度骤增，皇帝通过吏部任命的帝国官员倒是越来越多，感觉大家的势力都不太好扩张了。
但是根据他们的实践来看，皇帝还是给他们开了口子，有优待。
士人出身的官员起步高，高官多，豪强出身的官员起步低，高官少。
对于士人们的某些小动作，皇帝就当做没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从程昱的某些做法之中就能看出。
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利好。
所以似乎这就让某些人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他们似乎觉得皇帝不会对他们进一步的行为进行阻挡，只要这样慢慢地蹭啊蹭啊蹭啊的，就能蹭进去，从事实上把魏帝国拉到东汉中后期，再次成为大家的乐园。
他们一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小心翼翼的搞，然后发现皇帝没反应，睁一眼闭一只眼。
于是就开始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之后发现皇帝还是没反应，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他们就一口气跳到了作死的圈子里开始扭秧歌跳鬼步舞，放心大胆的搞，搞成了公开的秘密，似乎只有皇帝不知道的样子。
一朝事发，人人自危，可皇帝没有首先发难，偏偏是率先让吏部进行了大整顿。
看似皇帝只是在收拾吏部，收拾程昱，但是有些人已经嗅到了一些不妙的味道。
崔琰就是其中之一。
公府复试归礼部负责，这是礼部的重要职权之一。
礼部选出来的优秀人选才会交给吏部去安排职位，也是因为掌握了这个职权，使得有人认为礼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吏部分庭抗礼。
甚至有人因此得出了郭鹏看好崔琰，有让崔琰做下一任尚书令想法的结论。
崔琰自己不敢这样想，但是他也有些期待，可是这样的期待随着此次东窗事发，让他觉得这样的期待反而对他不妙。
思来想去，崔琰决定立刻上表为自己申辩，争取解释一下自己的无辜和无奈，看看能否降低一下自己受到的影响。
自己一个人身后还有一些门生故吏，自己倒下了，这些人也讨不到好处，清河崔氏的势力刚刚要起来，就要面临这样的打击？
崔琰顿时急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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