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传，一般都是顶级士族才有的权利。
因为家中某一位先人跟随早期某位博士学习了经典，非常优秀，被博士承认，得到了开宗立派传承弟子的资格，就算是掌握了这一本经典的解释权。
从此以后，出自这一家的家族子弟和学生，都可以不用通过太学，年岁到了直接走举孝廉之路就可以做官，省去中间环节。
而不是这一家族的子弟和学生就要靠出身和运气，进入太学学习某一本经典，然后通过汉政府的统一选拔为官。
也就是说掌握了某一本经典的解释权的人就能兴盛一整个家族，从此以后家族子弟就可以不用经过太学，直接举孝廉做官，还能广收门徒，门徒中优秀者也有资格直接举孝廉做官。
汝南袁氏掌握了《孟氏易》的经典解释权和授徒资格，因此发家兴盛，形成了四世三公的局面。
弘农杨氏掌握了《欧阳尚书》，同样出现了四世三公的局面，堪称天下豪族。
至于在两晋登顶士族豪门之巅峰的琅琊王氏，则是家传《严氏春秋公羊传》。
也就是说，这些掌握经典传承的家族和东汉政府一样，拥有让人做官的资格，其权威不下于东汉政府，甚至在地方高于东汉政府。
他们教授出来的子弟学生通过举孝廉的方式出去做官，东汉政府也是认同的，这些人散布到各地地方为官，即是所谓的门生故吏遍天下。
换而言之，能学习这些经文的人并不少，抄录收藏这些经文的人也并不少，但是掌握解释权和授徒权的只有寥寥十四家所认可的传承者。
十四家经文流派的弟子们构成了整个东汉帝国官僚的基础，是主要的官员来源。
通过垄断文化教育和经典解释权，士族也垄断了相当一部分政治权力，将学术和政治权力挂钩，引导舆论，从而掌握了可以对抗皇权的力量。
随着东汉皇权的衰微以及士族的游戏规则的确立，以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为标志，士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而广大寒族则被限制了仕途门路，西汉时期的布衣天子和布衣高官逐渐变得不可能出现。
以此为代表，两晋司马氏皇帝本就出身河内司马氏，是士族自己人。
而在游戏规则完全确立的前夕，借着乱世，郭鹏这种身上带着污点的人还有向上攀爬的机会，这条道路尚未完全堵死，他必须要在此之前找到破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