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祖上先皇们总结了一句话叫做：与士大夫共天下。虽然有些冠冕堂皇之嫌，但确实也说出了部分总结出来的真理。要稳定住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才是郭氏江山稳定的基础。这些人安稳了，便会替自己去照管百姓，看守江山。因为大伙儿都是既得利益者，大周在，大伙儿都得利，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大周朝廷一直对士大夫阶层极其宽容。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也笼络纵容。譬如什么土地兼并，聚拢敛财之类的事情，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皇族看来，这根本不是事。只有这些人越过了某些界限，违背了一些规矩，甚至冒犯了皇族的威严时，皇族才会给予惩戒。这种惩戒其实也是其他士大夫阶层所赞成的，因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的过激行为很可能也会连累他们失去这共荣的局面。他们中的害群之马是必须剔除的。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严正肃和方敦孺将《募役法》中关于助役钱的收取范围扩大到士大夫阶层时，郭冲心里是哭笑不得的。他心里想得是，我知道你们对朕忠心，很想让大周的财政得到改观。可你也不能将手伸到这些人的口袋里啊。朕若是答应了，这帮人肯定要起来吵闹，朕还过不过日子了？这不是给朕出难题么？
不过，郭冲也不想打击严正肃和方敦孺的积极性。现在他们两人在自己授意之下进行变法，倘若挫伤这两人的锐气，对变法是极其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郭冲选择了冷处理，暂时不置可否，将此事拖下来并且有技巧的将这个意向透露出去。郭冲的处理很巧妙。倘若官员士大夫们对助役钱的反应并不太强烈，那么或许还真的可以在他们身上搜刮点油水出来。倘若他们反应激烈，那么也可以让严正肃和方敦孺心里明白，他们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他们若是聪明，便会放弃这个作法。
这便是为君之道，搞平衡最实惠的作法。自己其实只需居中调停一番，让双方都不至于斗个你死我活，都能有台阶下，便是完美的结局。
事实上这个办法很奏效，消息放出去后，确实反映有些激烈。郭冰第一个便跳出来说话，说严正肃和方敦孺太不像话，变法变到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们头上去了。是不是要皇亲国戚各级官员们都把家产充公给朝廷，以全严正肃和方敦孺的名声？
对于这样激烈的言论，倘在以前，郭冲必是要严厉斥责的，但这时候郭冲却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闷着不啃声。其他人看到这一点也开始附和。一时间言论滔滔，闹得有些沸沸。郭冲便将严正肃和方敦孺找去，告诉他们外边这些反应，请他们郑重考虑。
严正肃和方敦孺当然不能无视这些言论，上次方敦孺让林觉去劝解郭冰不要发出一些激愤的言论，便是因为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而且，迫于群情之愤，严正肃和方敦孺也不得不将《雇役法》的制定时间推迟。但这不代表他们会妥协。若论天下何人头最铁，严正肃和方敦孺绝对是最为头铁的那一双。他们只是在等众人情绪冷静下来，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来说服皇上。
而机会就出现在年前腊月里，当东南四路试运行的官贷银两收缴成功之后，成果斐然。四路放贷所得利息银近两百万两，这受益之巨令人咂舌。倘若按照这样的受益，全菩兄后，一年受益恐多达千万之巨。光是多出来这一千万两银子的税收，便可大大的缓解朝廷财政的压力了。
至于这官贷银两收缴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之事，跟大局而言，微不足道。因为催缴本息，逼的一些百姓破产，死了一些人，其实都是变法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严正肃和方敦孺两人的共识。
带着这样的巨大的成绩单，严正肃和方敦孺便有资格跟郭冲再谈一谈这《雇役法》所产生的收益了。严正肃和方敦孺给郭冲算了一笔账。以收缴银两的方式代替劳役，朝廷可以得到数目庞大至千万的银两。这些银两不但可以雇佣闲散游民去服劳役，更可以在危机关头作为一笔周转的资金，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以银两换劳役，其实本质上，这是将百姓的劳力以银两实物的形式储存在国库之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随时可用于各种应急事务之上。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简单而言，以前驱使百姓服劳役，自然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但劳役仅仅是劳役，只能用在筑城挖河开山造路运输物资跑腿做饭这些事情上。有些事却非劳役所能为之。比如，打仗缺粮，百姓的劳役可以帮你运粮，却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倘若无粮可用，也就无粮可运。再多的人力也是一钱不值。而这《雇役法》的妙处便在于，可将人力换算成银两实物，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这可比劳役要好用一万倍了。
而“宽剩钱”“助役钱”不过是另外的名目而已，其目的还是为了充盈国库。严正肃特别的解释了为何必须要征收官员们的助役钱的原因，并且以田亩多少的方式进行钱银的摊派。
首先是形势所迫。现在大周的情形，田亩兼并之严重，豪门富户富的流油，贫富已经极端的分化，是时候逼着他们吐出一部分油水出来了。这可以逼着他们吐出一部分田亩来，保证基本的耕种田亩的红线。保证农户的数量。这才是稳定的基础。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