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日寇突袭了重庆？”
上午十点，高天翔得知消息后，心中无比震惊。
“不，不可能，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呢？”
高天翔紧皱眉头，暗自嘀咕道。
不过，日寇反复轰炸重庆，在国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同样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
这一点，完全出乎高天翔的意料，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不过，作为前世之人，高天翔对于历史事件还是略知一二的。
其中，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
与此同时，许多迁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受日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然坚持生产。
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生产各种炮256门、炮弹609417发、枪支33510枝、枪弹106698880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轰炸。
与此同时，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市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
另外，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高度评价重庆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的精神。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重庆由战前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名城。
想到这，高天翔一脸凝重，道：“虽然赢得国际上的同情，但是中国人的苦难远未结束啊！”
言毕，高天翔转身走出指挥室，独自徘徊在昆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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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
随着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日寇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
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于是，日寇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
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
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
同时，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
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